“黃楊扁擔呀么軟溜溜呀那么姐哥呀哈里耶，挑一挑白米下酉州呀姐呀姐呀下酉州呀那么哥呀哈里耶……”今天，推開臨江的辦公室窗戶，這首優美抒情的秀山花燈歌曲飄然入耳。
　　
       我家也有根黃楊木扁擔。不知是時光的磨蝕還是汗漬的浸泡，它的色澤已是黃里透黑。每次見到它，不是豎倚在房門背后就是平躺在籮筐撮箕之間，更多時候則是在父親那冒著汗珠泛著熱氣的厚實肩膀上，兩端懸掛著山一樣的沉重。
　　
       母親是童養媳，嫁過來大概12歲，而父親尚比母親小兩歲。幾年后，父親十四、五歲，毅然地拿起屋角的黃楊扁擔，跟在一幫挑夫的身后。如果說現在街頭的力夫是短途運輸，父親那時可謂是長途奔波。從自貢市將兩百斤的食鹽挑回榮昌，那是常人不可想像的艱辛。一個少年，以自己稚嫩的肩頭，挑起了一個男子漢不容推卸的義務與責任。
　　
       自母親生下大哥后，家里擔子更重了。隨著老二、老三的呱呱墜地，吃了上頓無下頓已是常事。因為產后營養不良，母親雙眼一度不見寸光，兩個孩子，也就是我的哥和姐，也先后活活地餓死。
　　
       當窮人翻身得解放時，父親放下扁擔，肩上扛起了槍，打土豪，分田地，后來還當上了鄉里的領導。哪想到，父親的工資僅夠個人果腹，全家的衣食重擔轉移到了母親肩頭。家里的扁擔，除了父親放下的那黃楊木的以外，又新添了楠木的、青岡櫟的、斑竹等扁擔。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到幾十里外的大山里割下野草，捆得嚴嚴實實如同兩個小山包，挑回來補給一年四季不足的燃料。我內心深處覺得此生與它注定永遠相伴了。
　　
       高中時，一次母親趕集順帶送來一周的伙食費、咸菜和口糧。留她吃午飯，“我吃了，你就缺了一頓。”母親毫不猶豫地拒絕，挑起從農貿市場買的飼料，邁著沉重的腳步走向校門。當我從教室的窗口再次目送母親遠去的背影，看到她那單薄的身子，因肩頭重壓而更加佝僂的脊背，再也忍不住，轉身沖出教室。接過母親肩頭扁擔那一刻，她的雙眼紅了。
　　
       高考落榜，在上世紀70年代的鄉村中學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打著鋪蓋卷回到農村，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做農活，且得從頭學起。我當時才15歲，干好些農活還缺體力，生產隊便安排我到農田基本建設的采石場挑亂石，即將揭土、開槽等清理出的雜石，挑出工地。一個星期，肩頭由紅腫到脫皮再到潰爛，再也承受不住扁擔之重。
　　
     “還是讀書吧，再去復讀，你這個身子骨，生來就不是挑扁擔的料。”母親下了決心。
　　
      “黃楊扁擔呀么軟溜溜呀那么姐哥呀哈里耶……”此時此刻，聽到耳熟能詳的歌聲，我又想起了父親留下的黃楊扁擔。從考上大學參加工作，特別是父母去世，自己留意它的時候越來越少了。漸漸的，有時候竟然忘卻了，忘卻了自己肩頭上也曾扛起過父親留下的那根扁擔。
　　
      是啊，不能再忘了，人人肩頭，都有一條扁擔呢，無論是有形的還是無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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