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語在確認土家族單一民族中的地位和作用                
    【摘  要】20世紀50年代，在土家族民族識別過程中，土家族語言成為確認土家為一個單一民族的重要依據之一，土家女兒田心桃在北京讓新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及語言學專家們第一次聽到了土家語，她用土家語叩開土家族識別為單一民族的大門；許多專家學者經過對湘西土家族語言的反復地實地調查，得出了土家語是一個獨立的民族語言的科學結論，為土家族確認單一民族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科學依據。土家語在確認土家族單一民族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土家語；土家族；單一民族；地位；作用    

德國著名語言學家威廉·馮·洪堡特曾經指出：“語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現；民族語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語言”。“一個民族無論如何不能舍棄的，那就是它的語言。因為語言是一個民族所必需的‘呼吸’，是它的靈魂之所在。通過一種語言，一個群體才得以凝聚成民族，一個民族的特性只有在其語言中才能完整地鑄刻下來，所以，要想了解一個民族的特性，若不從語言入手勢必會徒勞無功。”(1)我國著名民族學家林耀華先生也曾指出：語言“是維系民族共同體的重要紐帶，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2)。可見，語言對于一個民族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土家族是一個世居于湘鄂渝黔邊的少數民族，千百年來，土家族人民在武陵山區這片熱土上世世代代生息繁衍，創造了絢麗多彩、獨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但是，由于歷史的原因，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歷代統治者始終不承認土家族是一個單一民族。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為指導，結合我國民族的實際情況，開展了大規模的民族識別工作。經過幾年的反復調查論證，1957年1月3日，土家族終于被確認為一個單一少數民族。在確認土家族為單一民族的歷程中，許多專家學者和土家族前輩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在對土家族民族識別的實地調查中，土家族獨特的習俗、語言、文化藝術給專家學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成為了土家族民族識別的重要科學證據。尤其是土家族語言在識別和確認土家族為一個單一民族過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成為了打開土家族民族識別之門的一把鑰匙。本文就土家族語言在20世紀50年代土家族民族識別與確認中的地位和作用略加敘述，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一、田心桃：我不是苗族，我是“畢茲卡”，我說的語言與苗族和其他民族都不同    
1950年9月28日，一位來自湘西永順縣大壩鄉溶里村名叫田心桃的姑娘作為苗族代表隨中南區少數民族國慶觀禮團來到了首都北京。在北京，她和其他個民族代表一起受到了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和宴請。當時的中南區少數民族國慶觀禮團團長潘琪在向毛主席和周總理介紹田心桃代表時說：“田心桃代表，外祖母是苗族，祖父母是土家人，她講的土家語與其他民族都不一樣”。（3）這大概是新中國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耳邊第一次聽到“土家人”和“土家語”一詞。隨后在北京的日子里，這位以湘西苗族代表身份參加國慶觀禮活動的年輕姑娘卻逢人便說：“我不是苗族，我是畢茲卡（土家族），我說的語言與苗族和其他民族都不同。”也就是這位土家族姑娘田心桃，她懷著強烈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責任感，凡她所到之處，都要向各級領導，直至國務院總理堅稱自己是土家族。她向各級領導領導堅稱自己是土家族的最好最過硬的證據就是自己的民族語言——土家語。以求得各級領導對確認土家族為單一民族的支持。為了現身說法，田心桃還向當時的中南區的黨、軍負責同志鄧子恢、張執一、錢英、趙毅敏、張平化當面講土家語和對土家語進行了詮釋。還介紹了土家族的特有風俗習慣。在1950年10月國慶觀禮期間，田心桃懷著滿腔熱忱用土家語作多方宣傳，強烈要求黨和政府盡早確認土家族為一個單一民族。田心桃這位年輕姑娘的呼聲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也獲得了中央相關部門的關注。中央民委請民族學專家、教授與各民族代表舉行座談訪問活動。座談會上田心桃用土家語發言，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視。認為這不是一件小事，特派著名的民族學家楊成志教授對她進行專訪。田心桃當場把土家語的人體、數目、代詞、名詞、親屬稱謂、日常用品、動植物等，介紹給楊教授。得到了楊教授的肯定。楊成志因此寫了專題報告給上級領導。其后，田心桃還在中南代表團團長潘琪的推薦下，田心桃來到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在著名語言學家羅常培教授的組織下，進行了土家語現場錄音，羅常培教授當場表態說：“田代表，你發音準確、清晰，土家語是屬于藏緬語族。”（4）當場斷定，田心桃所說的這種語言既不同于苗語，也不同于漢語和其他任何民族語言，屬于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的一種特殊語言。    
1952年底，中南局從中山大學調來了著名語言學家嚴學窘教授（后任中南民族學院中文系教授），擔任中南民委湘西工作隊隊長，負責籌建湘西苗族自治區工作。嚴學窘教授后來回憶道：“有一位在中南民委工作，名叫田心桃的女同志，二十來歲，湘西永順縣人。在一次偶然的閑談中她告訴我說，他們家鄉語言 既不像湘西苗語，又不像當地漢語，可能是一種獨立的少數民族語言，他們自稱為‘畢茲卡’，即‘本地人’的意思，對外則自稱為‘土家’……我當即叫她發幾個基本詞的讀音，一聽，果然不是漢語，也不像苗語讀音，而接近于藏緬語族彝語支語音。我找來清代的《鳳凰廳志》、《永順府志》和《龍山縣志》，找出其中用漢語記錄為‘土蠻’語詞，讓田心桃發音，居然絕大部分都相吻合！”（5）    
田心桃這位被譽為“土家報春花”的姑娘為了盡早確認土家族為一個單一民族，她利用一切機會用土家語表達一個民族的心聲，如1951年下半年，戲劇學家田漢來到武漢中南局開聯歡會，田心桃受中南民族學院負責人馬仲南的委派，在聯歡會上用土家語演唱了紅軍革命歌曲。1953年9月，中央指派以汪明瑀教授為負責人的中央調查湖南土家小組在湘西調查在收集土家山歌時，田心桃又用土家語演唱了一首山歌：    
“wu35la53kha53le55kha21la53wo53，co53lie55sa21die21\i55tha55to21（守守牛來背背柴，家里事情不用管）”。（6）    
因此，可以說田心桃同志是個用土家語叩開土家族識別為單一民族的大門的第一人。后來央統戰部的發的確認土家族為單一民族的文件中，對田心桃的為識別土家族為單一民族所作出貢獻作了客觀敘述：“土家族成份問題是從1950年提出的。1950年國慶節，來京觀禮的苗族代表田心桃，提出她是土家，不是苗族，并且要求承認土家是一個少數民族。”    
二、語言學家：土家語是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彝語支的一個獨立語言，土家語不是漢語方言    
土家族被承認為單一的少數民族，語言學家功不可沒。楊成志、羅常培、嚴學窘等一批著名民族學家、語言學家對田心桃所說的土家語，用科學的方法予以定位，并肯定土家語是獨立的語言。羅常培第一次把土家語斷定為屬于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的一種獨立的少數民族語言，與其他民族語言有平等的地位，絕不是像有些人據說的是其他語言的一種方言，這就給土家族識別為單一少數民族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為了更進一步對土家語的甄別，中南局特地從中山大學調來語言學家嚴學窘先生，對土家語的情況進行調查研究，用以提供學術保證。嚴先生還親自到保存完好土家語的龍山、永順等地進行實地田野調查，寫出了翔實的土家語調查報告，呈獻給中央和中南局領導參閱。中央和中南局領導看了嚴先生的調查報告后，對土家族問題相當重視。這調查報告亦為后來王靜如先生寫的《湘西土家語的初步意見》打下了基礎。    
1953年，中央民委正式組織中央、中南局、湖南省、湘西州四級土家族調查組，赴湘西龍山、永順、保靖、古丈等地調查。其中對土家族語言的調查尤為深入細致，因為當地群眾大都用土家語告訴調查組成員具體情況。田心桃和當地土家族知識青年等充當調查組的翻譯。通過實地調查，王靜如先生寫出了《關于湘西土家語的初步意見》一文。該文中王先生明確提出：“湘西土家語是土家人自己特有的語言，他們稱自己的語言為‘比茲’（應為‘比茲煞’。筆者注），這個語言不屬于漢語，更不是漢語的方言；也不是苗瑤語族的語言（包括和土家鄰居的苗和仡佬）；又不是侗傣語族的語言（包括較遠的布依）。湘西土家語乃是在漢藏語系中屬藏緬語族，比較接近彝語的語言，甚至于可說是彝語支內的一個獨立語言。”（7）王先生該文中對土家語的特質和屬性進行了認真細致地研究，把土家語語法與藏緬語族、苗瑤語族、侗傣語族進行了比較研究的同時，還把土家語與其他民族語言的詞匯作了舉例說明，論證了土家語與彝語的關系，進一步證明土家語是一個獨立而古老的民族語言。王靜如先生給土家語的定位，為土家族識別確認為單一少數民族提供了可靠的科學依據。    
自從1950年田心桃第一個提出土家是一個單一少數民族后，引起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專家學者的高度重視，中央派出了嚴學窘、潘光旦、向達、王靜如、汪明瑀等一大批著名語言學家、民族學家多次深入到湘西土家族地區進行實地調查，潘光旦先生的不朽之作《湘西北的“土家”與古代巴人》、《訪問湘西北“土家”報告》、《湘西北、鄂西南、川東南的一個兄弟民族——土家》（與向達合著），王靜如先生的《關于湘西土家語的初步意見》，汪明瑀先生的《湘西“土家”概況》，等等，這些科學論著為確認土家為一個單一民族奠定了基石。但是，由于當時歷史條件的局限和種種人為的因素，土家族確認單一民族的進程出現了曲折反復，甚至中央及專家學者的調查結論也被否定，遭到了人為的阻撓。在此情況下，土家人更是堅持不解地繼續向中央領導和國家民委上書，闡明要求承認土家是單一少數民族的理由。土家人要求確認土家偽單一民族的愿望更加強烈，除了一般的土家族農民、干部、學生外，一大批土家族知識分子如彭武一、彭泊、彭秀模、彭秀樞等也紛紛想中央寫報告、送材料，強烈要求中央盡快解決土家的民族成分問題。其中彭武一先生撰寫的《湘西土家人民古代歷史綱要初稿》和《湘西土家語言句法初探》最為著名。特別是《湘西土家語言句法初探》一文，詳盡介紹了土家族語言的句法結構。為北京的專家學者進一步調查和研究土家族語言提供了第一手材料。1953年，中央調查湖南土家小組在永順實地調查時，永順土家學者彭秀模先生（現為吉首大學語言學教授，92歲）用國際音標記錄了永一中土家學生發音的土家語言及土家民歌，為王靜如教授撰寫《關于湘西土家語的初步意見》一文提供了寶貴資料。    
直到1956年，土家族確認單一民族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為此，中央又一次責成湖南省委組成調查組調查湘西土家問題，1956年5、6月間，中央又派出時任中央民委副主任的謝鶴壽來到湖南，湖南省委派出省委統戰部長謝華等組成中央、省、州聯合調查組再一次赴湘西龍山、永順等縣調查土家問題。在7月形成的《關于土家問題的調查報告》中，第一部分就是“土家自稱、語言及其使用情況”，又一次明確寫道：“土家有自己的土語，根據我們記錄的永順、龍山土家語，1500個詞匯和近1000個句子，把它和漢語、彝語比較的結果，可以肯定土家語言是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彝語上得一個獨立語言，土家語不是漢語的方言。”（8）1956年8月，中央土家問題調查組又一次調查了永順縣第二區對山鄉和龍山縣第五區巖沖鄉、第六區多谷鄉等地的土家語，形成了《湘西土家語調查報告》，調查報告的開篇就指出：“我們認為土家語是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彝語支的一個獨立語言”。并從“土家語語法的基本結構”、“‘土家語’和彝語詞匯對照表”、“借詞”、“語言使用情況”等四個部分對土家語的語法結構和土家語的動詞、形容詞、疑問詞作了詳細的分析和探討，并把土家語和彝語在語法及構詞方面進行了比較研究；最后還對土家語的使用情況及操土家語人群進行了客觀描述：“永順第二區對山鄉的土家人凡年滿20歲以上的都會講土家話。當然，老年人知道的東西更多些，十多歲的能聽懂土家話。在龍山土家聚居地區，土家人無論是男女老少都會講土家話，也是他們每日每時所不能缺少的重要交際工具，十多歲以下的小孩和老年人只會講土家話而不會講漢語，只有部分青年（主要是干部、或常出外出的人）會說土家話和漢話”。（9）這些大量有關湘西土家族語言的調查報告和科學結論終于使那些原來一直認為“土家語言是湖南、廣東一帶的一種方言，只是少數青年學生為了想得到照顧，所以要求承認土家是少數民族”（10）的少數人沉默了下去，也使土家語成了土家族被識別確認為單一少數民族的關鍵而又最具有說服力的證據。    
三、周小舟：就憑這種語言，土家是少數民族，上報中央    
應該說通過土家族人民強烈要求和專家學者的努力工作，特別是對土家語的調查，除了一些文字資料外，還錄了很多音，就更有聽覺效果，確認土家族為單一民族的三大證據已經很明確地凸顯出來。這三大證據是：一、“土家”自己稱“畢茲卡”，歷來居住在湘鄂川黔交界地區。當時湘西自治州內有“土家”19.4萬人。主要分布在龍山、永順、保靖、古丈等縣。二是土家語言是屬于漢藏語系藏緬語族中比較接近彝語支的語言，它的語法結構有自己的獨立特點，與漢語、苗語不同。三是土家族風俗習慣和當地漢族、苗族的不同，有民族風味獨特的擺手舞、梯瑪、毛古斯等。這三條證據中的第二條證據就是土家語，其實第一條，也是與土家語有關，因為土家族的土家語自稱“畢茲卡”，這三條證據是土家族被確認為單一少數民族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盡管土家族識別為單一民族的證據非常充分。中央也曾向湖南省打招呼，準備承認土家族為單一民族，但是，也出現了一些雜音，由于當時湖南的個別領導和知識分子還沒有解放思想，腦子里還有一些凝固的思維，使土家族的識別上報過程中出現了一些阻力和波折，湖南省個別領導還講了一些出格的語言，堅決反對確認土家族為單一的少數民族。有的知識分子也寫文章明確提出土家族不能成為一個單一民族。為此，土家族被確認為單一民族也經歷了近五年多的曲折歷程。1956年10月，當調查組把調查材料向湖南省委匯報時，時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的周小舟同志在聽了土家語的錄音后，當即果斷拍板說：“其他情況不要講了，就憑這種語言，土家族是少數民族。上報中央！”(11)周小舟鏗鏘有力的話語，掃除了種種障礙，終于出現了土家族被確認為單一民族的新曙光。    
1956年10月，中共中央告知湖南省委，中央已同意土家偽單一民族，請湖南盡快向中央寫報告，以便正式下文。于是，中共湖南省委責成中共湘西苗族自治州地委，于1956年11月29日寫出了《關于請示批準土家為一個民族的報告》。中共湖南省委于1956年12月8日用電報批準了中共湘西苗族自治州地委的報告，并上報了中央。1957年1月3日，中共中央統戰部代表中共中央發出文件，正式確認土家為單一的少數民族。并用“加急”電報通知了中共湖南省委和中共湖北、四川、貴州省委統戰部。被堙沒了千百年的土家民族，終于在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光輝照耀下獲得了新生，成為了社會主義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12）   
參考文獻：    
(1) 威廉?馮?洪堡特.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2) 林耀華主編.民族學通論，Ｐ．60.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1。    
（3）譚徽在、胡祥華主編．土家女兒田心桃，Ｐ．9．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4）譚徽在、胡祥華主編．土家女兒田心桃，Ｐ．17．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5）嚴學窘．調查土家雜記．載彭振坤主編．歷史的記憶，Ｐ．1．貴州民族出版社，2003。   
（6）譚徽在、胡祥華主編．土家女兒田心桃，Ｐ．22．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7）王靜如．關于湘西土家族語言的初步意見，載陽盛海編．湘西土家族歷史文化資料，Ｐ．181．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8）湖南省湘西土家問題聯合調查組．關于湘西土家情況的調查報告（1956年7月）．載陽盛海編．湘西土家族歷史文化資料，Ｐ．61．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9）中央土家問題調查組．湘西土家語言調查報告（1956年10月）．載陽盛海編．湘西土家族歷史文化資料，Ｐ．204．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10）田荊貴．確定與恢復土家族民族成分的前前后后．載彭振坤主編．歷史的記憶，Ｐ．342. 貴州民族出版社，2003。   
 (11) 田荊貴．確定與恢復土家族民族成分的前前后后．載彭振坤主編．歷史的記憶，Ｐ．344. 貴州民族出版社，2003。   
 （12）田荊貴．確定與恢復土家族民族成分的前前后后．載彭振坤主編．歷史的記憶，Ｐ．345. 貴州民族出版社，2003。  
   
作者簡介：
陳廷亮（1964——），男，土家族，湖南龍山縣人，三峽大學民族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土家族歷史文化、少數民族藝術、非物質文化遺產。
張偉權（1955——），男，土家族，湖南龍山縣人，三峽大學民族學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土家族語言與文化。   
 葉  灝（1990——），男，漢族，湖北隨州人，三峽大學民族學院碩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