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界市自建立地級市30多年以來，根據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和國家廣電新聞出版總局辦公廳聯合下發的《關于進一步做好地方史編寫出版工作的通知》（新廣出辦發〔2015〕45號），編寫地方史志書籍，正本清源，探索歷史發展脈絡，促進歷史文化和旅游產業融合發展。但是，由于市、區（縣）政府史志工作部門因為缺乏出版舊志圖書經費而尚未整理、校點舊志，以致于少數人和網站推介的部分文章作者在沒有查閱張家界市境內歷代地方志書和觀看張家界市境內出土商周時期濮人、巴人、楚人等部族文物的前提下，誤以為在春秋戰國時期張家界市境內隸屬庸國、大庸國、女兒國、茹國和索國等所謂“國家”，確實不足為證、不以為信，也不能人云亦云、以訛傳訛。春秋戰國時期張家界市境內究竟隸屬何國？我們根據歷代正史、地方志書以及文物古跡，并且運用歷史學理論的二重證據法綜合分析信史，就會厘清事實真相：“在春秋戰國時期張家界市境內隸屬楚國”。清代王先謙在《湖南全省掌故備考》一書中明確地指出：“澧州（含今張家界市境內所轄四個區縣），《禹貢》荊州之域，春秋戰國屬楚（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化局副局長邢敏建在《積淀豐厚的酉水文化》一文中提出：春秋戰國時期,酉水流域主要分布楚、巴、濮三個民族。在楚未進入湘西之前,這里居住著當地的土著民族“百濮”;從春秋早期開始，楚國的勢力逐步進入湖南境內。到戰國中期，楚人已在湖南全境建立統治。春秋戰國時期,楚國經營西南地區,使大量巴人進入湘西地區,形成“百濮”、巴人雜居的局面。

一、春秋戰國時期張家界市境內隸屬楚國

“楚人”發祥于鄂西北的荊山（在今湖北省南漳縣等地）。“荊楚”始見于商代，甲骨卜辭仍可見到“帚楚”二字。《詩經·商頌》曾云：“維汝荊楚，居國南鄉”。在商代后期，商高宗武丁征伐居住在漳水流域的“荊楚”部落，即《詩經·商頌》所載：“撻彼殷武，奮伐荊楚；入其阻，衰荊之旅”。到了商周之際，處于荊山一帶的“荊楚”部落發展成為比較強大的地方勢力。

在商代晚期，帝嚳火正祝融的后裔從中原地區向南遷到豫西南的丹水流域。楚史研究專家張正明在其專著《楚史》說：楚人信史時代是從鬻熊開始的，《史記·楚世家》記載：“鬻熊子事文王”。商代末期，鬻熊歸附周文王，輔佐滅商大業，成為周文王之師。鬻熊肇業以后，其子孫居住在豫西南淅川縣丹江之陽。酋長鬻熊去世以后，子孫以鬻熊之字“熊”為姓，此乃熊姓由來，鬻熊被熊姓后裔尊為熊氏得姓始祖。楚祖鬻熊之子熊麗繼任酋長以后，率部避難于湖北省南漳縣西北部的雎山。

史學界專家普遍認為:在西周成王之時,舉薦文、武勤勞之后嗣,分封熊麗之孫、熊狂之子熊繹于土著部族“荊楚”之地。西漢史學家司馬遷所撰《史記·楚世家》云：“封熊繹于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居丹陽。”在春秋初期，楚國首任君主熊繹始建“楚子諸侯之國”,初建都城于丹陽(在今湖北省秭歸縣鰱魚山),“楚”乃成為封國之號。楚國兵微將寡, 國弱民貧。楚國君主熊繹乃以丹陽為立足點,帶領當地之楚人開辟封地荊山,即如《史記·楚世家》所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 ;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 。”雖然楚君向周王室進貢“桃弧、棘矢”,但是由于楚人竟被周天子視為 “蠻夷”, 因而不能參加中原地區岐陽諸侯盟會,故《史記·楚世家》載:“楚曰,我蠻夷也”。在西周初期,昭王南征楚國,在漢水喪失六師。

在春秋初期,楚國控制長江中游,周邊地區仍存小國和部落。東周平王三十一年(公元前740年),楚國君主熊通自稱 “楚武王”。楚國加強邊境防衛，最早建立郡縣制度，國君直接統治縣邑。公元前733年,楚國消滅權國以后，設置全國第一個縣“權縣(在今湖北省荊門市沙洋縣)”。楚武王創新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任命斗緡擔任權縣縣尹,控制縣級政權。公元前704年,楚國征服隨國。公元前689年,楚文王熊貲把國都由丹陽遷至郊郢(在今湖北省宜城市南部)。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戰爆發以后,楚軍退出中原。公元前606年,楚莊王率大軍問鼎中原,成就霸業,并吞江漢之間土地,楚國強盛起來。公元前505年,楚昭王遷都至栽郢(曾在湖北省江陵縣北面,現為荊州市荊州區紀南鎮楚國紀南故城遺址)。楚人走出荊山以后,在長江中游發展成為南方唯一諸侯大國 ,并且創造“荊楚文化”。

在春秋早期,楚國派遣大批將士越過長江進入澧水流域濮人聚居區,建立軍事城堡,開始把澧水流域納為楚國領土,納入楚國版圖。此后,楚人融合土著部族濮人,“南楚文化”逐漸成為澧水流域多元文化的主流，以致楚人墓葬之中竟有濮人文化遺存。湖北省南部和湖南省境內等楚國曾轄區域稱為“南楚” ,戰國時期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南楚文化”。楚國遷建郢都之后,由于距離很近,澧水流域遂成為楚國“京畿 ”地區, 比資水流域和湘江流域“前衛”得多 。在春秋晚期 ,楚國將士為了防御西邊秦軍侵略,保衛楚國領土,在澧水流域修筑城墻,故已發現的有慈利縣白公城等古城址。白公城因春秋末年白公家族所筑而得名 。據清代《嘉慶慈利縣志》卷二記載:“白公城,在縣治東二里零溪旁……白公善筑 。”白公家族居住澧水流域,楚國將軍白公勝之族兄白公善家居澧陽(即今澧縣)。楚國右軍將領白公善遵循楚昭王旨意 ,部曲所到之處,只求土著臣服,筑城守之, 故有白公城 。可見 ,湖南省境內有史料明確記載的最早城邑 “白公城 ” 建城史已達 2500 多年 。 白公城古城址出土的石器、陶器、鐵器、青銅器和漆木器是楚國附近“巴蜀文化”遺留,印證春秋戰國時期巴人、楚人雜居在白公城的歷史。

在戰國中期 ,楚悼王提升吳起為令尹,實行變法,開拓南方土地。在戰國中期,楚宣王在武陵地區首次設置“黔中郡”,加強對武陵地區土著先民統治。《史記·秦本紀第五》記載:秦孝公元年(公元前 361 年),“楚自漢中,南有巴(都城在枳縣)、黔中(郡)”。《史記·正義》的《蘇秦傳》亦載:“楚黔中郡,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楚國黔中郡之名見于《戰國策·楚策一》，楚威王七年(公元前 333年)，縱橫家蘇秦在郢都對楚威王說:“楚地，西有黔中、巫郡”。在戰國晚期,秦國多次進攻楚國的黔中郡。秦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秦國將領司馬錯發隴西兵, 因蜀從枳縣溯涪陵江攻楚國的黔中郡西部,但是不久被楚國收復。據《史記·秦本紀第五》記載,公元前 277年,秦國蜀郡太守張若再次率兵征伐楚國五溪地區以后,把楚國的原巫郡、黔中郡以及江南合并成為秦國的黔中郡,但在次年又被楚國收復失地十五邑。永定區出土的銅戈秦篆銘文“蜀守若”和秦式銅器證明秦軍曾經攻入澧水流域 。直到戰國末年,秦國才占據黔中郡全部地域。秦國黔中郡轄境較楚國黔中郡為大,含今湖南省沅水流域和澧水流域、湖北省清江流域、重慶市黔江流域、貴州省錦江流域。唐代《元和郡縣圖志·江南道六》卷三十一記載:“秦黔中故郡城，在(沅陵)縣西二十里”。唐代《括地志》云:“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縣西二十里 。”史學研究專家認定秦國黔中郡郡治遺址在今沅陵縣太常鄉窯頭村窯頭古城。據考古發現,2002年,窯頭戰國古城相繼出土罐、壺、缽和鼎等陶器和秦磚漢瓦。公元前 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以后,設置三十六郡 。其中,黔中郡轄遷陵縣、慈姑縣和臨沅縣等縣。

許多歷史文獻都曾記載:在春秋戰國時期,張家界市境內隸屬楚國。據清代《光緒湖南通志》卷四載: “《禹貢》荊州之域 ,商周時為蠻、蜑所居。春秋戰國屬楚 ,秦置黔中郡。”清代《康熙慈利縣志》卷一亦載:“慈利縣(含今張家界市境),秦慈姑(縣)也。《禹貢》荊州之域,春秋戰國屬楚。” 清代《道光永定縣志》卷二又載:“春秋戰國時屬楚 。”清代《同治桑植縣志》卷一還載:“春秋時屬楚 。”在近年來,張家界市出土許多春秋戰國時期楚式鬲、長頸壺和銅鏡等具有楚南文化特色的楚人文物,印證春秋戰國時期澧水流域隸屬楚國。1978年,慈利縣零陽鎮戴家崗春秋戰國遺址出土楚人文物鬲、罐、豆、盆、缸、甕、甑、筒瓦、板瓦等陶器和斧、鑿等石器,具有楚國文化特點。1981年 ,慈利縣城官地黃牛崗6座戰國早期楚墓出土青銅器鼎、劍、戈、矛、戟、鐸、勺和陶器缽、壺、罐、鼎、盤、豆 等 。1987年,慈利縣城關鎮石板村、零溪村36座戰國中期楚墓出土銅器、陶器和漆木器 300 多件。其中 ,銅戈、銅鈹、銅鏡和木鎮墓獸虎均屬湖南罕見。還出土楚簡1000 多枚,共計2萬多字 ,是我國發現的時代 最早、數量最多的楚簡, 內容為我國最早史書之一 。后來,石板、零溪古墓群被公布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2003 年,石板村騎龍崗古墓群發掘戰國至西漢墓葬 318 座,出土銅器、鐵器、陶器、瓷器、玉器、木器和禮器等各種文物2000 多件,后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永定區古城堤戰國時期遺址出土鼎、碗、壺、罐、鬲、盆、豆、缸和竹簡、木 牘、筒瓦、板瓦等文物。1991年,永定區三角坪戰國墓出土了銘文銅戈 、銅鏡、銅劍、鐵劍和鼎、壺、甑、釜、豆等陶器 。2002 年,在欣業家園發掘戰國楚墓數座,出土文物300余件。其中 ,楚劍、碧玉、木劍、漆木器等尤為珍貴。古墓群占地1500 平方米 ,兩座較大楚墓形制規格甚高。桑植縣8 處春秋中期遺址出土楚人的“鬲足”等陶器。1990年,桑植縣朱家臺發掘戰國墓22 座，出土陶器 58 件、銅器 2 件、鐵器 2 件 ,吸收楚文化因素。2019 年4月, 在張家界市城區古庸路延伸段工地上,挖掘一座沉睡兩千多年的戰國楚墓 ,形制為一棺一槨出土銅劍、銅矛和陶壺、陶 鼎等 11 件文物。

在春秋時期，大量楚人向南遷移,澧水流域出現濮人、巴人、楚人和苗人等多元文化融合局面。戰國時期,楚國詩人屈原游歷沅澧流域以后,寫下《九歌》《九章》和《離騷》等詩篇。屈原在《九歌·湘君》中寫道:“望涔陽(在今澧縣)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捐余塊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澧水岸邊)。”屈原在《九歌·湘夫人》中又說:“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襟兮澧浦 。”“南蠻文化”對南楚文化形成起了作用,《九歌》所祭“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等神是屈原流放到江南后看見“南蠻”祭祀的神。春秋戰國時期,澧水流域曾是鄰近楚國郢都的腹地,楚文化特征突出。戰國晚期,楚國辭賦家、屈原弟子宋玉隱居澧水之流道水河畔,修筑宋玉城(在今臨澧縣望城鄉宋玉村),教人讀書,看花放舟。中國文學之祖“屈宋”之后兩千多年以來,楚人風俗一直不絕。《大明一統志》卷六十二記載:“澧陽(州)志,舊屬楚,為黔中地。至今有楚遺俗 ,有屈原之遺風 。”清代《道光永定縣志》卷七亦載:“楚南夙號多材,澧浦代生哲士。永邑雖屬邊陲,而屈騷宋賦,不輟披吟;車渚范臺,實相景仰。”《民國慈利縣志》卷十九描述了屈原對武陵文化的影響: “屈原遁楚澧浦、涔陽,擅名騷雅,搴蘭寫怨。厥體芬芳,顧承學撰述千年莫聞 。”

最近,邢敏建提出“楚人為土家先民一部分”的新觀點。秦滅楚后, 張家界市境內少數楚人后裔演變成為土家先民,“南楚文化”對土家先民的文化產生深遠影響。土家族人聚居的澧水流域因為交通閉塞,仍然盛行“南楚文化”遺風,“南楚文化”因子仍然保留在土家文化之中。楚國盛行民間巫舞,東漢王逸在《楚辭章句.九歌序》中說:“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 。”宗教舞蹈巫舞在楚國長盛不衰,屈原的《九歌》等篇反映巫舞的各個方面。《楚辭》有關篇章與土家文化有聯系 ,也對土家戲劇茅古斯的衣食和農事就有描寫 。屈原的《九歌》寫道:“洞庭波兮木葉下 。”土家族《梯瑪歌》也有《頌洞庭侯主太》等歌詞 。張家界市土家族人辦喪事時還唱屈原的《國殤》,演儺愿戲時又唱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詩句:“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 。”楚人崇鳳 ,土家族人在堂屋神龕上插雉  雞尾就是崇鳳圖騰的遺俗。 

二、春秋戰國時期張家界市境內未曾隸屬庸國

中華古國“庸國”，所處漢水中游是中華巫文化發祥地之一。北魏酈道元所撰《水經注》卷二十八記載：“堵水又東北逕上庸郡，故庸國也。《春秋》文公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庸小國，附楚。楚有災不救，舉群蠻以叛，故滅之以為上庸縣。”晚清專家梁啟超在《飲冰室文集·巴庸系》中還說：“庸分布在湖北省西北部漢水流域。北以秦嶺山脈與漢族分界；南以巴山山脈與巴人分界，其民族介乎巴族與漢族之間。周初助周人滅商。春秋與楚為敵，后為楚、秦、巴滅而分之，后遂同化于漢族。”中國權威工具圖書《 辭海》明確記載：“庸，古國名。曾隨同周武王滅商。春秋時，是巴、秦、楚三國間較大的國家。建都上庸（在今湖北省十堰市竹山縣西南）。公元前611 年（楚莊王三年），為楚、巴、秦三國所滅。”庸國都城遺址位于長江之北、漢江之南，在今竹山縣西南部田家壩鎮兩河口，即堵河南、北兩大支流的交匯口、堵河干流的起始點。庸國亡于春秋中期，其都城在今湖北省竹山縣。二十世紀80年代，在竹山縣城附近發現庸國方城遺跡。

“庸人”，為古帝顓頊的苗裔。據史料記載：早期“庸人”曾經隨同周武王伐紂滅商，曾為“牧誓”八個部落之一。《史記·周本紀》明載：在周文王姬昌死后，其子姬發繼位為周武王，遷都至鎬（在今陜西省長安縣）。這時，商紂王在對東夷用兵，國內矛盾畢露。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軍駐扎盟津（在今河南省孟縣），會合西方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等部族，誓師以后，合攻商國。周武王親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 聯軍東伐紂王，在牧野打敗商人之后，早期庸人增強軍事實力。

在西周初期，庸人祖先容成氏被周成王封為“庸伯”。庸國國君世世代代世襲為伯爵，爵位較高。庸國為至理之國，庸人擅長建房筑城，故被譽為“墉人”。庸國建都于堵河（又名庸水）河畔竹山縣城東南30多里的方城（在今湖北省十堰市竹山縣西南），故唐代魏王李泰所撰《括地志》記載：“方城山，庸（國）之都城。其山頂上平，四面險峻。山南有城，長十余里，名曰方城。”宋代祝穆所撰《方輿勝覽》亦載：“（方城），山南有城，周十余里，春秋庸地。”早期庸國疆域，在今湖北省西北部十堰市等地。清代《湖北通志》亦載：“方城，天險之保障”。在西周時期，庸國夾于楚國、巴國、秦國之間，楚國曾是其勁敵。周夷王在位時期，西周王室衰微，諸侯互相攻伐，“庸人”騷擾楚國平民。 公元前九世紀，楚國君主熊渠開拓江漢平原，得到江漢之間百姓擁護。于是，熊渠興兵向西突襲處在秦巴山區的庸國，攻占庸國部分領土，擴大楚國勢力范圍。

在春秋初期，強悍的“庸國”發展成為較大的諸侯國。庸國強盛時期，其疆域擴張到秦巴山區大部。包括今湖北省的竹山、竹溪、鄖陽、鄖西、房縣、興山、秭歸、巴東等縣和陜西省的鎮坪、平利、嵐皋、旬陽、紫陽、安康等縣以及重慶市的巫溪、巫山、奉節、云陽、萬州、開州等縣。庸國疆土較大，在春秋前期少有。疆域較大的庸國并非徒有其表，其國力也較強，地位較高。庸國勢力范圍最大之時，北抵漢水，南接長江，西跨巫江，東越武當。

至春秋中期，庸國曾與楚國抗衡，東威攝楚國崛起，西牽制秦國擴張。《左傳·文公十六年》記載：“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在今湖北省房縣南），師于大林（在今湖北省荊門市北）……庸人帥群蠻以叛楚。”周頃王五年（公元前614年），楚穆王熊商臣去世，年齡尚小的楚莊王熊侶即位以后，韜光養晦，三年不鳴。周匡王三年（公元前611年），楚國遭遇嚴重災荒，楚國西部幾個部族趁機發動叛亂。位于楚國西北的庸國國君聯合濮人等“群蠻”，起兵東進至選地(在今鄂西北)，攻打楚國，導致楚國處境艱難。楚莊王決定親征，平定叛亂。楚莊王委派司馬蔿賈領兵抗庸，并遣使者到巴國和秦國求援，聯合巴國、秦國的將士反攻庸國。8月，楚軍將士乘坐驛站馬車在臨品(在今湖北省丹江口市)會師，分為兩組隊伍。大將子越率領先頭部隊走石溪(在今丹江口市六里坪鎮)水道，大將子貝率領后續部隊走仞山(在今十堰市茅箭區小川鄉)小道，夾攻庸國。在秦軍、巴軍配合下，諸群蠻族加入楚軍陣營。聯軍大舉進到庸國都城，展開鉗形攻勢。庸國勢孤，腹背受敵，故被巴國、秦國、楚國聯軍所滅。這場影響較大的戰爭結果是庸國領土被楚國、巴國、秦國三國瓜分。在庸國滅亡后，楚莊王根據北為上的說法，在楚國北邊庸人聚居地區設置上庸縣（郡治在今湖北省竹山縣西南）。楚莊王一鳴驚人，解除秦巴山區的庸國威脅以后，北進中原地區，成為“春秋五霸”之一。在庸國滅亡后，楚莊王沒在楚國南部澧水流域設置虛構的下庸縣。清代《同治竹山縣志·墓葬》記載：“春秋時，楚子亡（上）庸。”1983年，在竹山縣城西40公里麻家渡鎮劉家灣村挖掘春秋時期的“楚子墓”，后被竹山縣人民政府公布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由此可見，周代庸國疆域只擴張到秦巴山區大部，并未擴到長江以南澧水流域。在春秋中期，庸國已被消滅，未曾管轄澧水流域，是故周代庸國都城“方城”與張家界市境內無關。張家界市境內沒有春秋時期所謂“庸都”，所以張家界市城區教場路捏造的“庸都園”已遭許多歷史研究專家恥笑。（作者戴楚洲系湖南省地方志專家庫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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